在我国，首要的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对国家法律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第2条规定，党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这一原理：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这种独特模式主要适用于那些职能相近、联系密切的党政机关。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对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三是机构并入型，即政府机构并入党的机构，对外保留或加挂政府机构牌子。由这些业务优势所决定，党组织应尊重国家机关的专业性判断，不得随意干预、插手法治业务工作。1. 党组与西方国家政党仅在议会设立党团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国家机构都设立党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组。
这一原理也有宪法和党章依据。这一原则的法理正当性在于政党自治原理。[21]参见邵方：《西夏法制研究——以中华法系的传承与创新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3一147页。
矜恤弱者，重视人命[24]的民本思想，被历史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治国理政规律。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自然对人与万物的化生和养育，并将君子的修养与天地万物的化育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各地地形、物产和风俗差异都很大，因而具备了地理和风物的多元性。[22]谭嗣同：《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唐律疏议》中所有这些引述天字之言，都指向一个统一的对象——至高无上的天与天理。中华法系诞生于多元性的融合统一过程并由此造就了自身内容的包容性，开放性是中华法系自身应有的基本态度。
汉承秦制背后的这种相反相成，恰切地表达出历史大转折的悖论性质，深层次地诠释了何谓历史的展开逻辑之正——反——合，这才是真正的包容性的内在基调，没有这种大悖论式的翻转与对立性融合，就不会有中华法系新时代的诞生，就不会有中华法系定式的方向性确立。[38]这种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法德共治、综合施治的法律传统，使得中国在古代就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好境界。[14]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可见，早在夏代这一中华法系的初始年代，礼和刑（法）的关系就已经初具端倪——礼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当于现代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部分。
[17]何勤华：《〈法经〉：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载《检察风云》2014年第8期。[5]这就表明，在中华法系的上古时代，古人对礼仪制度的建设就已经注意到既要对前代的制度文化有所继承，又要有所创新，一个朝代的礼仪制度就是在前代的礼仪制度基础上扬弃制备而成的。《唐律疏议》开篇即说，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注重和合价值并以之为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指引，有助于建构和谐持久的法律秩序。
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很多元素，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和马克思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观点相通相合。中华法系不仅是一套法律制度或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40]自《秦律》始，我国便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保护自然，《田律》规定每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春季禁止猎杀动物幼崽，禁止捕鱼，禁止使用陷阱狩猎，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因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椁的，才不受季节限制。子产铸刑书之举得到多个诸侯国的仿效，特别是二十三年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赵鞅铸刑鼎，竟引起了思想保守的孔子的批评。天理放在国法的前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排列，而表明了天理高居于国法之上，并可以作为检验国法是否合乎公平正义的标准。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说明到了孔子时代，《夏礼》的内容仍然是能够被表述的。[19]这一论断相当准确、独特，深刻地揭示了汉承秦制这一历史表象之下的内在冲突与根本转折：汉承秦制是一种秦法悖论现象，在于表面上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汉律承受了秦律。
[29]钱大群编：《唐律疏议文白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20]其三，中华法系在唐代以后至清末的平稳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中华法系不再有大的变化，更多的是法律具体形式上的调整和增减，对唐律和受唐律影响的律典的因袭成为中华法系发展的主要方面。
从周朝开始，统治者就宣称自己受命于天，其旨在王与天之间建立一个二元的关系。[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但是，对于统治者而言则大有不同。但必须指出的是，唐以后中华民族各民族的融合性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各民族法律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如西夏的《天盛律令》中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基本因袭唐律和宋律，在法律适用上，西夏法律沿袭了中国古代刑法的按身份定罪量刑的裁量制度，西夏法典中体现了儒家亲族伦理本位法律原则，注重‘礼对于维护尊卑长幼亲等秩序的作用，确立了儒家亲族伦理本位。
[36]张立文：《尚和合的时代价值》，载《浙江学刊》2015年第5期。《法经》具有法学著作和法典两重身份。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50]有学者指出，中华法系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研究，其一是法律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法学世界观，它引领着法律和学术发展变化。
具体说来，中华法系的包容性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中华法系生成于多元性的文明土壤之中并融汇多元性要素于一身。晋不仅给秦提供了变革的模式，而且还向秦输入了智能和思想。
张传汉：《〈法经〉非法典辨》，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价值追求中的天下无讼、以和为贵。
君主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人与自然相通相合，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再如，鲜卑族入主华夏建立北魏后，在定都平城时期完成了法典化和引礼入法的进程。同时，晋法家与晋国法治又深刻地影响了风俗与文化相近的秦国，当来自三晋之一魏国的商鞅入秦主持变法，一场决定中华法系此后道路的巨变就此发生了：近邻晋、秦文化传统相似，故晋之所为，皆宜于秦。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就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不仅律典重视和合价值，古代司法和社会实践也十分注重和为贵，这非常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氛围。
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儒家并不否定天与天理的神圣性，只是更加注重人事的力量，主张通过积极入世的态度和作为解决人世的问题。
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以天理为代表的制度正义原则，闪耀着良善法制文化的理性主义光辉。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早成文法——郑国铸刑书的出现。此一时期，群雄并立，各个诸侯国在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上既有共同点，也异彩纷呈，多元性尽显。
